香港要加油!

轉自《紐約時報》中文網,作者:张洁平

摊牌(二):通向普选的巴别塔

“欢迎来到香港的心脏。”

蔡东豪一个箭步跨到马路中央。红灯亮起的时候,这里有几秒钟的静止。就在这几秒钟里,这个50岁的精电国际行政总裁完成了对身处之地最贴切的描述:“中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地方,你站在马路中间,前后左右十分钟的步行半径,就可以迅速找齐一个投资公司所需的全部人马。”

这样的效率不仅确保了香港作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不可撼动的地位,也营造出一个功能复合与密集程度堪称举世无双的城市空间。

香 港中环是跨国银行和金融机构首选的地区总部所在地,平均每一秒钟就​​有350万美元的外汇交易在这个全球密度最高、租金最贵的摩天大楼群中发生;这里是 香港的政治中心,政府总部、立法会、终审法院、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所在地;这里也是公共交通的中心枢纽,有4条地铁线、142条巴士线、9条渡轮航线一刻不 停从这里出发或者穿过,去往包括机场在内的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

然而,密集的高效也往往意味着脆弱。封住几个交通要塞,就可能令这区区几平方公里的“心脏”瘫痪。这正是最近几年在香港流行的意象:“占领中环”。

作 为政治与商业权力的中心​​,抗议运动对于中环而言,本不是陌生事。从60年代反天星小轮加价、70年代保钓运动,一直到1989年,香港百万人上街声援 天安门学生的示威游行,都在中环的各个广场发生。2011年10月,香港左翼人士受“占领华尔街”启发,发起反资本主义的“占领中环”行动,他们在汇丰银 行总行楼下的公共空间安营扎寨了11个月,直至被警方清场。尽管这场行动的诉求在香港极为小众,但“占领中环”的意象却由此深入人心。

反资 本主义的左翼青年被赶走半年之后,另一场截然不同的“占领中环”运动拉开序幕。这次“占领中环”以民主普选为核心诉求,发起人强调,​​如果北京不让香港 落实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就发动占领中环。与此前所有在中环发生的游行示威不同,这一场“占中”不只是要占据具有象征性的局部空间,彰显群 体意志;更首次提出要阻塞交通要道、令空间运转瘫痪,进而对整个中环区域实现真正的“占领”。

一、

“在香港,只要有近1万人聚集在中环,即使纯是静坐,阻塞交通要道,就足以瘫痪香港。”早在2010年4月14日,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已经在报章专栏中构想了这样的图景。当时,这只是他理论推演的一部分。

这个构想的背景是2010年的香港政改商讨。这一年,在争取民主普选的道路上走了近30年的香港民主派,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与分裂。

回 归之后,受制于基本法的政制安排,香港民主派尽管在体制外占据主流,却无法在体制内赢得多数议席。十多年下来,“永远的反对派”身份既给了他们在体制外运 作的道德光环,也消耗着他们实际的政治实力。2007年,全国人大决定2017年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可以首次由代议制选举改为一人一票普选制。这个在民主派 看来“迟到”了10年的承诺,却带给他们更大的分化。

可以相信北京吗?北京有诚意带给香港“真普选”吗?还只是按照他们的喜好筛选过候选人之后,再让香港市民一人一票的“假普选”?或者,问得再直接一点,北京一向不喜欢的民主派人士,能够不受制度性排挤,有平等入闸参选的机会吗?

这 些问题成了通向2017普选道路上,每一轮政改讨论都必然争拗的焦点。而北京从不清楚表态。2012年的特首和立法会改选,是2017前最后一次面对争拗 的机会。根据全国人大的规定,普选的具体方案在程序上需要由特区政府提出,立法会2/3票数通过,报全国人大批准。因此,2012年选出的特首,将直接负 责带领特区政府提出2017普选方案,2012年选出的的第五届立法会,则对这一普选方案有直接的表决权。因此2012的两次选举格外引人注目,而启动这 一年选举咨询的2010年,香港政​​府则称之为政改的“起锚期”。

以争普选为最重要目标的民主派,到了2010年的“起锚期”,意见已经 分化为相当典型的两派:一派认为,没有北京对2017是“没有筛选”的“真普选”的最终承诺,一切所谓“循序渐进”的“改革”都是妥协、背叛;另一派则认 为,在争取对“真普选”终极承诺的同时,也必须珍视每一次阶段性改革的机会,给普选铺一条“改良”之路。前者被视为“激进民主派”,典型的政党代表如 2006年成立的社会民主连线;后者则被视为“温和民主派”,典型代表如最老牌的民主党。

面向2012选举,这两派采取的也是截然不同的应 对。激进派不追求2012选举的细节设计,而将全部能量投入在逼迫北京承诺未来的“真普选”。他们的方式是发起立法会“五区总辞”,即在议会内每个选区派 出一名议员辞职而后重新参加补选,在民间则以“实现真普选”为议题号召市民投票支持,试图造成“变相公投”的效果,向中央宣示民意。此法在民间引起巨大争 议,不光招致建制派与北京的严厉抨击,也遭到“温和民主派”的杯葛,最终效果冷淡。而另一方面,温和派的民主党则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谈判。他们自1989年 与北京决裂以来,首次愿意与京官在中联办“闭门会谈”,游说北京接受民主派提出的改良方案,最终收获阶段性成果──在2012的选举中改良了港府提案,增 加了立法会民主直选的议席;但2017年香港是否能最终走向无筛选的“真普选”,北京却不置可否。

按理来说,这已经是香港政改路上难得的进 步——水火不容的双方愿意各让一步,求得共识,促成进展;但吊诡的是,这“进步”却没有给民主派加分,反而令它元气大伤。一方面,力主谈判的民主党被部分 激进派强烈指责为“背叛”、“卖港”,激进派甚至为此专门成立政治团体“人民力量”,四处狙击民主党,造成民主派空前的大分裂;另一方面,民主派内讧不 断,但无论激进或者温和路线,都未能争取到北京对“真普选”的实质承诺或表态,令支持者普遍感到失望。

其结果是,2012年的立法会选举虽然增加了直选成份,但民主派的议席比例却并没有增加,只是勉强保住了1/3议席。从直选议席的得票来看,民主派的支持率亦首次跌破多年来稳定的六成。

对民主派来说,这一役无疑是惨痛的教训。回归之后15年,他们的政治实力和威望已经下滑到无法消化与北京的“妥协”,同时也缺乏创意和足够的支持讲“抗争”。而2012一过,下一站,便是2017。

到 此刻,局势已经变得清楚: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方案,民主派握有立法会中三分之一的否决票数,北京则有最终不批准方案的权力。如果民主派与北京无法达成共 识,那普选便无路可走。然而,经过2010,民主派与北京之间的博弈空间已消耗殆尽,民主派的支持者不会再买“妥协”的账,而无所顾忌的“抗争”又可能葬 送唯一的机会。

在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民主派面前已经没有“改良”的空间:“以前争普选被否决,可以说我们退后,我们等, 但没人会说民主已经失败。可是2017说了要有‘普选’,这次就是要出来给一个方案,说这个就是我理解的、我要的民主,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不成,就是失 败。”正是这“最后一战”的死局,把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到最紧张而又无力的状态。

还有什么路可以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拉倒”之前,重新 造出谈判的空间?和很多学者、评论人一样,戴耀廷也在报章专栏里给出自己的分析和提议。在写于2010年的两篇专栏文章《社会行动的八种方法》、《下一波 社会行动:胁之以势》中,他认为,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旧有的“温和”或者“激进”行动模式都已失效,需要更进一步的“胁之以势”:即用更有破坏性的行动 对执政者产生真实威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获得“谈判”或“说理”的筹码。什么样的行动才能构成“威胁”呢?他受2010年泰国红衫军在曼谷市中心静坐抗 议的启发,产生了前述的构想:“10000人聚集中环”的非暴力行动。

接受采访时他对我说:“最初就是想要划一条底线,这个底线要比普选‘拉倒’更低,要是一个更加无法收场的局面。谁也不想这件事发生,那么理性的各方应该做的,就是比底线好,而不是向着底线去。在这个过程里逼着大家去找到共识。”

谁也没想到,这在当时看来是狂想、也完全无人问津的言论,三年后,竟成了这座城市的中心意象。

二、

在 香港,如果你关心公共事务,也许会在各类公众论坛中见过戴教授。这是个温吞到不太容易被记住的形象:圆圆的脸,随意的西装衬衫,说话时身体前倾,眼睛在圆 圆的镜片后闪光,耐心而腼腆的表情,是再典型不过的大学老师模样。他的发言条理清晰,但少有警句或生动故事,不温不火,听久了也容易困倦。

戴 耀廷的专业成绩很好。80年代末在香港大学法律系就读时,他曾是基本法起草咨询委员会里两名学生代表之一;1989年毕业后,他做过民主派大佬李柱铭的议 员助理。无论是早期参与议会实践,或是后来回到学院教书,香港与中国的宪政改革、参与式民主一直是他研究的核心议题,学术成果亦普遍受认可。香港中学教材 中,关于“法治”的十六字定义便来自戴耀廷:“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权﹑以法达义”。除了定期撰写评论专栏、参加一些松散的支持普选的学者联盟,他 并不常出现在行动者的队伍里,即使有,也是在后排。

所以2013年1月16日,他在《信报》发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着实让很多 人跌破眼镜。相比三年前提出“万人聚集中环”的“非暴力行动”,戴耀廷在这篇文章里更进一步提出“公民抗命”,他称之为“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并详细列出 计划:“以现在的形式看,北京政府会让香港有真普选的机会并不大”……到争取真普选的“最后时刻”,要有“包括意见领袖在内”的“一万人以上”,“违 法”、“非暴力”、“长期”地“占领中环要道”,“瘫痪香港的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政府改变立场”。行动违法,行动者明了这一点仍坚持进行,以贯彻法治的最 高理念“以法达义”;但如果被捕,不抗辩,甘愿坐牢,是为“公民抗命”。

“这就是‘占领中环’,”他说。

整篇文章几乎没有使用修饰性词语,读来却惊心动魄、图穷匕现。与三年前相比,这已经不只是理论推演,而更像是吹响号角的行动宣言了。

仿佛是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舆论静默了整整一个星期。

一星期后,戴耀廷的电话突然频繁响起,从此再没有安静过。采访邀约如雪片纷至,旧雨新知也络绎登门,他们说,戴耀廷在香港抛出了一枚“深水炸弹”。

戴 耀廷却对这炸了锅的反响有点懵:“我完全没想过会有这么大反应,两三年前我就说了中环的事,一直都是没人理的……”在两个星期后的又一篇专栏中(2013 年1月30日《非暴力公民抗命“占领中环”》),他甚至写:“很对不起,写了‘占领中环’一文,令大家都不能再回避香港民主宪政转型的问题,谨此致歉。但 我也是在博弈中,别无选择。”他坦言自己是学者,不是社会活动家,运动究竟应该怎样搞并不很清楚,更希望有“具公信力和组织力的领袖带领这个运动”。

走 上门来的记者,问题步步紧逼:怎么“占领”?谁来领导?在2013年2月3日的《明报》上,戴耀廷被“逼”出了这样的回答:理想的领袖应该德高望​​重, 可以缩小民主派内部的分歧,又不要太有明星光环,以免参加者激情多于理性,“比如朱耀明牧师、陈健民教授都是理想人选”,自己会参与,但“一定不是组织 者”。

朱耀明是在看报纸时,见到自己名字的。“啊?我一看,有没有搞错?戴耀廷没给我打电话啊。我明明已经退休了。”去年5月在接受采访时他又气又笑地对我说。雪白的头发在风里扬起来,线条硬朗的脸上依然能看到年轻时的英俊。

香 港人都亲切地叫他“朱牧”。作为一名数十年来一直走在民主、​​人权行动第一线的基督教牧师,朱耀明在民主派中备受尊敬。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朱耀 明曾参与策划营救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的“黄雀行动”,协助超过400名流亡者经香港获得欧美国家政治庇护;他也一直积极于香港本地的民主运动,在港英时期争 取在立法局引入直选议席的“八八直选”,回归后创立泛民主派的“民主发展网络”……30年下来,用他的话说,“真是什么都做过了”,却又是“一事无成”: 六四事件看不到平反的希望,香港的民主之路也从来不由港人说了算……谈不上心灰意懒,但08年一场大病之后,朱耀明终于决定退休。谁知偏在此刻,碰上晚辈 点将——戴耀廷结婚时,朱耀明还是他的证婚人——偏偏还用了“公民抗命”这四个字。

“什么都试过了,唯有这个还没做过,”70岁的朱耀明笑起来,他的嗓音深沉而充满蛊惑力,现在又添了些伤感:“在我的年纪,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争民主的运动。公民抗命是我唯一还没有做过的事。陈健民和戴耀廷我都熟悉,作为他们的长辈,我想我愿意陪他们走这段路。”

尽管在戴耀廷这里,“占领中环”作为一场运动的开始充满巧合,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不是一种有计划的情况下出现的,可以说是政治的意外情况”;但对于被他点名的朱耀明和陈健民来说,决定加入则来自更主动​​而清晰的人生选择。

朱耀明在参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个人生命史中看到了“公民抗命”的意义所在;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陈健民,则以社会学者的眼光,在“一国两制”与民主香港的历史棋盘中看到“占领中环”的位置,进而定位了自己的角色。

“2010 年你已经可以看到整个社会激进化的趋势了,如果这次政改失败,下一次改革的时间就要等到2022年——按照我理解,这代人,不可能等到2022年,”陈健 民讲起自己的焦虑时说,“接下来会怎样?中间人的声音越来越弱,极左和极右都是一些法西斯的声音在斗。你要看到自己的家这样撕裂吗?到了这点,我一下子有 很清楚的这种感觉,觉得不能看着我住的这个家,下一步走向我不想看到的方向。我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是往前看的,我看到未来让我担心的状态,所以现在就要选 择,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做什么事情。”

最初在报纸上看到戴耀廷的“檄文”,陈健民也被这认识了十年的老友吓了一跳:“戴耀廷一向温和到极 点,想不到会提出这么有冲击性的方案,完全超乎我想像。”在巴黎出差时,他接到朱耀明的电话,才得知自己被点了名做“占中”召集人。“在放下电话的那一 刻,我已经决定了加入,”陈健民接受采访时说,“仿佛听到召唤。”他并未怎么犹豫的决定,反倒让朱耀明有些惊讶了。

在香港,和朱耀明死硬抗争派的形象不同,陈健民一向是民主派里坚持与北京沟通与商谈的代表。2010年他是和民主党一起与北京谈判的主力成员,也曾在报纸上与“激进派”论战,并因此不被许多社会运动的中坚分子信任。

他 从不讳言,2003年之后,每个月都有“北方来的人”向他收风(探听香港的局势消息),官员也好、学者也罢,他几乎是来者不拒。“我不想北京听到的全都是 传统左派的声音,说民主派勾结境外势力这种,这不是事实,只会加深双方的不信任,我才一直努力去说,为什么香港需要民主改革,为什么让香港民主也不会威胁 到中国……”

在香港的民主派中,恐怕少有人比陈健民更了解中国大陆。作为耶鲁大学著名转型民主研究学者Juan Linz的门徒,他从90年代开始在广东研究公民社会,做民间组织调研与培训,熟悉最草根状态的中国;他也曾做过中国民政部的高级顾问,深谙“体制”的含 义,善于在游戏规则之内争得最多的空间。他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除了几年一度回身参与香港政改的讨论,十多年来,他主要的学术精力都放在大陆:“我的研究 都在大陆,花时间建立中心,培训的对象也是大陆NGO,用微博比用Facebook都多……我以为自己怎么样也不会舍下在大陆的工作。”

但 也就是2010年之后,令戴耀廷焦虑的快速变化的香港时局,同样困扰着陈健民。就在2013年戴耀廷发出“占领中环”倡议之前,陈健民和他的香港朋友们也 公开宣布,不再接待来自北京的“中间人”,全面停止与中央对话。“谈了10年,口都干了,没有什么好谈的了。”而直至他决定加入“占领中环”,在大陆的工 作也逐渐切割和一一移交,以免给同事带来麻烦。“就是一下子的决定。我一下子知道我的家,现在面临最关键的时候。我什么都可以放弃,”陈健民说。

他 明白“占中”需要在此时此刻发生,而对自己角色的选择,则异常冷静:“今天的香港仍然同时需要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两条路线都需要的时候,我只会考虑,自 己在某个环境下做什么产生的影响最大。今天我跳进戴耀廷这个‘激进’计划中,以我以前那么温和主张对话的形象(突然改变)一定会产生很大影响,会造成一种 压力,帮助这条路线建立得更好。我还是期待有人去谈判,可是这次我不能做了。”戴耀廷和陈健民都深知,温和的人走出来,站在激进一边,才可以让原本温和、 激进相对立的光谱重新洗牌,形成新的政治空间。“我们守住这个激进的位置,可以让更激进的人变得边缘。而我们和他们不同的是,即便我们不谈判,也至少不会 去攻击谈判的温和派……”陈健民说。

“公民抗命”、自我牺牲的激进定位,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就势而为——这正是“占领中环”运动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其它街头运动的地方。而这种策略理性和运动本身召唤出的激情所形成的内在张力,贯穿了整场运动始终。

2013 年3月27日,在《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发表两个多月后,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三个人首次以“占中三子”的身份,宣布共同发起“让爱与和平占领中 环”运动。“让爱与和平”五个字是陈健民提议加上的,他说:“对不起,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很肉麻的字眼。我们就是那么土,主流社会才觉得我们这群人不是乱来 的。我们最后一定要占领的不只是中环,是占领整个主流社会,整个主流社会支持我们才有意义。这也真的是这场运动的起点:对香港的爱。”

2013 年4月开始至2014年5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中心所做的五次调查显示,支持以“占领中环”手段追求真普选的民意稳定在25%左右,而香港浸会大学政改调 查所得的支持率数字则在38%(两个调查所得的反对“占领中环”的比率均超过50%)。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韬文接受采访时认为:“占中牵涉 到一种非法的手段,非法之后又接受法律惩罚的公民抗命,在香港政治文化里算是非常激进。这种情况下,超过25%甚至30%的支持率已经相当高,反映出香港 人对民主的诉求是很心急,或许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

三、

然而,来自两边的抨击从未停止。以北京控制的《文汇报》与《大公 报》为阵地,连篇累牍的社论批评占中是“假和平、真暴力”,“境外势力资金支持”、“勾结台独势力”,要将香港“引向动乱”。保守派成立民间团体“帮港出 声”,认为占中教唆青年人犯罪,牺牲香港法治精神,是疯狂的举动,要替“沉默的大多数”出声反对。另一边,更激进的立场则从一开始就攻击“占中”是“投降 主义”、“只想谈判,没有打算真的占领”……有激进派成立“占中后援会”,称“会全力参与占中”,“怕占中运动当中有人会受了不应该接受的妥协,出卖港 人,中止行动”,更要“监察占中”。

“到底什么时候占领啊?”过去这一年半时间里,几乎每一个来访的人都会问戴耀廷这问题。到后来,甚至发展成打招呼的开场白。

戴耀廷的标准答案有两个,一个是“占中是为了不占中”:是要透过对抗产生未来的紧张,让大家回到谈判桌上,一旦中央、特区政府和香港人达成共识,在2017实行真普选,占中便无须进行;而如若真要发生,答案则是:当“最后时刻”到来,如果没有“真普选”,我们就占领中环。

这句好像法庭戏对白的话,结论清晰,但两个前提都暧昧不明。

第 一个前提“最后时刻”,“占中三子”认为,是香港政府拿出最终普选方案交给立法会表决的时刻。但这个时间并不确定,可能是2014年底,也可能是2015 年初。而现实中,随着北京与香港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大,社会情绪愈演愈烈,是否一定要以此作为运动的起点,占中的组织者内部也存在巨大争议。

前 提二更值得深究。界定一个普选方案是“真”是“假”并不像PX项目开工还是停工、服贸协定通过还是撤回这么直接明确。在没有普选的时候,上街游行喊出“我 们要普选”很简单;而到了真正要一条一条设计普选方案时,“真普选”就无法只停留在政治口号,而必须落实在方案的每一个细节,作为具体的判断准则:普选 “真”或者“假”的标准是什么?谁说了算?其中有没有模糊的空间?如果有的话,有多少?最终承受这个结果的人,又可以接受多少?

正是这些问题,具体化了“占领中环”运动的细节——“占领”之前,必须先“商讨”。

发 起人戴耀廷强调,“占领中环”不是目的,而是最终万不得已的选择,反而是决定要不要占领的前提——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才是运动存在的意义:香港该不该有民 主?该有什么样的民主?这民主应该落实为什么样的普选方案?而如果争取民主的过程要付出代价,你愿不愿意?愿意付出多少?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而要每个 人为自己做出思考和选择。戴耀廷说:“不同的人在‘占中’看到不同的事情,有人只有兴趣讨论怎样占领,催促占领,但对我来说,前期去做一个公民教育、创造 一个好的环境才是更重要的。让大家在这个过程里更深地去想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让人民的运动在这个环境自发地产生,或者不需要出现……这本身正是一个 ‘民主文化’建立的过程。到最后无论‘占领’本身成功与否,其实香港已经因其而改变。”

民众要怎样集体讨论复杂的普选方案问题,并形成一定 的民意共识?借用自己喜欢的美国学者Bruce Ackerman和James Fishkin提出的“商讨日”(Deliberation Day)概念,戴耀廷给“占中”的开头与结局之间,设计出一整套环节,就叫“商讨日”(简称D-Day)。

两位美国学者所针对的问题是,在 不少现行的民主体制中,公民对于重要的公共议题通常缺乏全面了解,只凭借对政客的大致印象投票,以致选举很容易被媒体宣传左右。他们引入民主协商的环节, 设计一整套严格的商讨方法,令参与者在获得均衡全面资讯的基础上讨论议题,从而形成经过深思熟虑的民意,并将这种改善后的民主形式称为 deliberative democracy(商讨式民主)。

戴耀廷将这套方法借用到孕育民主过程中的香港,希望民众透过理性讨论,首先对普选议题全面了解,进而共同参与制定2017年特首选举的方案。

在 跨度一年的时间中,“占领中环”运动分别在2013年6月、9月和2014年5月举办了三次大型商讨。三次商讨日的讨论主题循序递进,由“占领中环运动的 核心议题是什么?”进入到“如何令占中运动有效达成争普选目标?你心目中特首选举方案的原则是什么?”再到最后一次,“选出你心目中的普选方案”。每次商 讨都持续4-5个小时,讨论前会分发参考资料,讨论开始时先邀请中立人士在大会阐述议题、简介资讯、明确目标,而后以10至15人为单位分小组讨论,最后 聚合意见。

在商讨的基础原则上,戴耀廷也邀请了学术机构做出设定。比如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通过民调,发现市民对普选应该“符合国际标准” 的认可度远远高于《基本法》(满分10分中,前者为8.4分,后者为4.6分);这令占中运动确认:普选“符合国际标准”将是他们的底线诉求。2014年 3月,香港大学法学院召集世界各国的法学专家,共同对普选的“国际标准”做了具体的界定,并据此对已在香港社会公开发表的29个普选建议方案公开审议,选 出其中“符合国际标准”的15个。“占领中环”的第三次商讨日便以这15个方案做基础讨论,并当场票选出支持率最高的前三名。

戴耀廷希望以 “占中商讨”为平台,可以得出有共识、有说服力的民间版普选方案,并交由整个社会公投,获得民意授权,作为最终与北京抗争或是谈判的基础。为此,他对程序 的逻辑孜孜以求。然而,一个动态的、高度政治化的、正被巨大焦虑笼罩着的社会毕竟不是无菌环境的实验室。具体实践下来,现实与理想的实际差距之大,令“占 中”饱受争议,几乎陷入要收官的境地。

“占中”的初衷是尽力弥合民主派中温和力量与激进力量的矛盾:一边以“公民抗命”的底牌吸纳激进派, 一边以理性商讨的过程团结温和派,同时争取主流社会支持。来自主流社会的参与和支持越大,“占中”平台所选出的民间普选方案就越温和,和北京越有谈判的空 间,而不致于让普选进入彻底的死胡同──与彻底的“激进派”不同,“占中三子”从来就没有放弃谈判的可能。

然而,在全力动员之下,三次商讨 日的出席人数却从来没有达到戴耀廷的预期。第一次700人,第二次1500人,第三次2500人,与戴耀廷“万人商讨”的计划相去甚远。而且商讨日的参与 者绝大部份是占中运动的坚定支持者,而不是戴耀廷最初设想的,可以尽可能包容不同光谱与立场的人参与讨论。商讨者的均质化可能导致商讨结果的均质化——问 题在2014年5月6日的第三次商讨日后爆发了。

这一次商讨日的参加者经过讨论,初选出3个普选方案,在6月22日交由全港市民公投,三者 选其一,使之成为谈判桌上“占领中环”运动向北京的最终开价。而“3个普选方案出线”的设置,是经过精心计划的。陈健民解释:“各派别提出五花八门的普选 方案,其实主要就是三大类,公民提名、多轨制提名,以及扩大提名委员会的民主成份;我们本来希望各类方案都可入选到最后三强,让光谱阔一点,有更强代表 性,也可以令622有更好投票率。”

在3类普选方案中,公民直接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是最激进的一种,不仅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官员多次明确表 态“公民提名不可接受”,且香港大律师公会也在政改咨询意见书中反对该类方案,认为它违反基本法中要求“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 选”的规定;多轨制提名的激进程度次之,扩大提委会民主成份的方案则是民主派中最温和的提案,被认为是走“中间路线”,亦是民主派与北京可以谈判的底线, 代表性的方案有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所提的“香港2020”,以及公民党汤家骅方案。

然而5月6日初选结果,前3名出线的方案都是“公民提 名”。温和方案无一例外落选,且票数很低。这一结果再次引爆了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裂,温和派质疑“占中”运动被激进派绑架,要把政制发展推向死胡同,陈方 安生公开表示:“投票非香港全部市民的合理缩影,亦不能反映社会各种不同政治取向”;激进派则攻击温和派不尊重民意,拒绝认清现实。

争扰之中,6月22日的公投显得前景黯淡。试图通天的巴别塔,最后倒塌于修建者自己的无法交流、分崩离析。这个寓言随时可能发生在筹备了一年多的“占领中环”身上。

5月28日,陈健民在接受电台访问时甚至表示,做好了失败的准备:“我们三个人讨论过,如果622投票连10万人都没有,我觉得是失败。我们应该出来向社会道歉,承认我们对这个运动没有领导力,大家要重新想想下一步怎样走下去。”

四、

谁也没有想到,两个星期后,国务院发布了对香港问题的白皮书。

白 皮书对“全面管治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硬表态激起了香港社会巨大的反弹。其中针对2017普选,白皮书首次将“爱国者治港”的要求写入正式文件,明 确了在普选的谈判桌上,北京的底线就是候选人必须“爱国爱港”。至于“爱国爱港”的具体意涵,参与白皮书起草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认为,可以参照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的说法:“不与中央对抗”。这依然是个含糊的概念,但民主派人士均相信,这一条“底线”,足以将北京通过制度设置,将不 喜欢的人排除在候选人的门槛之外,而违背了普选应该“普及”、“平等”的国际标准。

接近四分五裂的民主派立刻团结在了来自北京的压力之下,而原本不被看好的622投票,则成了在阴影之中港人表达不满的重要象征。

天 主教香港教区枢机陈日君6月14日至20日发起了“毅行争普选”的活动,82岁高龄的他由每天早上8点走到晚上8点,行遍香港角落,走足7天84小时,呼 吁市民支持普选及622投票。陈日君的义举引起社会震动,“占领中环”等37个民间团体随即加入,将白天的行程扩展到晚上,变为7天7夜不间断毅行争普 选。与此同时,设在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电子投票系统从6月15日测试期间就开始受到黑客强力攻击,一度彻底瘫痪,“占中”只得紧急筹款,在全港各地区 增设实体票站,并将投票日期设置为从6月20日延长至6月29日。

白皮书的强硬、黑客攻击的傲慢与曾被誉为“香港良心”的陈日君的坚持,刺激了许多一直以来的沉默者。

Doris 是在企业工作的普通职员,平时很少关心政治,“你知不知道,政治、宗教、足球,这三样东西在香港是朋友聚会的话题毒药,都不讲的,讲了容易吵架。香港人每 天很累啦,上班要讨好老板,OT没有人工,回家要凑仔功课,好不容易聚会,当然不会聊政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白皮书的嘴脸,好难看。我好担心香港。”她 几乎没有参加过什么游行,而第一次参加,就是通宵的毅行争普选队伍。凌晨1点在深水埗她跟我讲这些话,说6月22日,一定会带全家人出来投票。

6月20日当天,电子公投系统恢复,开放投票仅12小时,就有超过40万人投票,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截至6月23日,已经有超过70万香港市民参与了投票。

国务院港澳办、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香港特区政府分别发表声明,强调投票没有法律基础,是完全无效的。

而民间流传最广的回应,来自香港著名音乐人、作家林夕。他在报纸专栏中写道:“既然不可能通过,去投票,有意思吗?有,预知被宰的羊,临刑前也要大声喊救命,才死得有尊严,才能向世界警告豺狼有多恐怖。那一票,是要表白冤情:‘我是被谋杀,不是自杀,我死不甘心。’”

投票结果将在6月30日最后出炉。无论结果如何,超过70万人对一个中央不可能接受的方案给予民意授权,这已经将北京与香港民主派之间的压力逼至顶点。

Linode又升級了

Linode最近又改了Plan,還推出了10$/mo的服務……我還是看云風的這篇文章才知道的……

所以我也把我的vps降到了10$的服務了。

爲了干這事,還得把内核換成64位的。換了之後,發現vpn不能用了,於是各種嘗試,還自己編各種版本的openswan,都不行,於是乾脆重裝系統……又全部搗鼓一邊……終于好了……

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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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額寳真是款逆天的產品

上週阿裏巴巴的餘額寳推出來沒兩天,我就從各個渠道都看到了它的介紹了。

於是我就小小地充了1000塊錢玩玩。到目前爲止已經有9個收益日了,縂收益1.41元,年化收益率超過了5%,也就是說,超過了一年定期,而且流動性比一年定期要好很多。

不過也許不能拿它和定期比,畢竟定期是固定收益,而這個不但收益是不保證的,甚至有極小的概率不保本。

好吧。意義不在這裡。畢竟只是款中槼中矩的貨幣基金理財產品而已。意義在於,它是阿裏巴巴的支付寳推出的。支付寳向著銀行有邁進了一步。之前因爲政策問題,支付寳不能付給用戶利息,雖然說支付寳可以因此獲得一定的利潤(獨吞收益),但是推出餘額寳之後,用戶粘性更高了,應該會有更多的用戶放更多的錢進來(例如我)。

如果只是作為一款理財工具,那麽其實餘額寳和別的貨幣基金沒有太大的優勢,都是隔日確定份額獲得收益,贖回也得隔日。但是,餘額寳是1份起賣,比起別的基金動則5万10万起售門檻低了不少,另外,如果你不把餘額寳裏面的錢提出來,而是在阿裏巴巴係内部消費掉(例如淘寶、天貓),那是能馬上消費掉的,這流動性打敗了所有的理財產品。這才是餘額寳逆天之処。

不過,由於我在淘寶、天貓裏消費大部分情況是用的信用卡,只有少部分商傢不肯出信用卡的手續費才會使用儲蓄卡,餘額寳這種流動性的優點其實也不是那麽大。説白了,餘額寳餘額寳,只是用來儅“餘額”的。不小心充多了錢啦,或者別人給你打的錢,或者是退貨之類的,也就是説,餘額寳更多的用處,應該是在因各種原因導致支付寳裏面有錢,可以很方便的獲取一點收益,而不是急急忙忙提回銀行卡……

現在的孩子真累

今天下班回家聽到旁邊有個人在打電話,是一個英語教育機構的老師的彙報電話,聼起來是小班教學。

說他們班預計是4個孩子,有一個孩子因爲時間關係應該不會來了,然後剩下三個孩子,兩個女孩子一個5年級一個6年級,情況好一些,一個“從四級五級六級都考過來了”;另外一個女孩子“只考了四級,跳過五六級來考七級”;但是那個男孩子的“課程肯定是跟不上的”。“前臺也跟他媽媽說了,但是他媽媽非要報這個班”,“他自己是很抗拒的”,“他已經報了三個奧數三個英語班了”……

我在想,這何苦呢……

都立春了還下雪?

昨天上午就飄了好大的雪花,不過沒有積起來,落地即化。下班的時候改下雨了。

昨晚睡覺前往窗外一望,好大雪阿。

今天早上就成這個樣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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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的社会化梦想与Reader

这是我目前见到的分析得最精辟的中文文章。来自霍炬。

原文连接:http://blog.devep.net/virushuo/2013/03/19/googlereader.html

Google的社会化梦想与Reader

 

朋友跟我说,你那些打算写的blog要是再拖着不写,拖过7月1号Google Reader关闭了我们就看不到你blog了。这个笑话讲的很好,所以我决定最近多写点,我们就从Google Reader开始吧。

 

一 搜索与社会化

 

Google Reader的前产品经理在Quora回答了关于Reader关闭的问题 ,导致Google Reader被关闭的主要原因是Google Plus。这并不是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从Google把Reader的分享功能强制转到Google Plus之后,很多人都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

 

Google Plus是一个让我非常不喜欢的产品,但讨论这个产品,必须要从搜索和社会化的关系说起。几年前,SNS尚未覆盖到足够多的人口,那时候搜索引擎是获取信 息的重要方式。这个很好理解,人们碰到一个问题,会去Google搜索答案。比如现在这件事,如果几年之前,人们会去Google搜索”为什么 Google Reader被关闭了”。但现在,SNS已经覆盖了足够多的人口,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你应该不会再去搜索这个问题了,而是会去你常用的SNS上,把这条 问题贴出去,然后你就会收到很多答案,有一句话的回答,比如”因为Google Plus”,”因为RSS不重要了”,也会有人给你一些链接,这些链接带着你访问到更长的文章,比如Google blog的官方声明,或者是我这样的blog。

 

于是,人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在SNS上向好友提问,会比直接去搜索更好,得到的答案质量也更高。这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因为SNS的关系确定了 关注范围,你和你的好友往往关注在相似的领域,这样等于他们帮助你扩大了视野,过去你需要读遍所有的相关信息,现在不需要了,你没有读过的信息很可能藏在 你的好友脑子中,你只需要问就可以了,好友往往能帮你获得更准确的答案。

 

Google伴随我们走过了互联网信息匮乏的年代,进入了这个信息过度繁荣的年代。现在信息不是太少,而是过多。从过多的信息中找到所需的变得比以往更加 困难。在几年前,利用PageRank就可以获得最有价值信息,但今天这招已经不那么灵了,一方面实时性信息更加重要,另外一方面因为需求的多样性(或者 称之为长尾),任何一个搜索结果,对于某一个特定的人,都应该有完全不同的排序。而SNS的模式天生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传统的搜索不会完全消失,但基于SNS的搜索或者叫做知识共享,必然会夺走传统搜索的市场份额。对于Google,这意味着一些本来能赚到的钱会被 Facebook和Twitter这样的SNS赚走,甚至这意味着搜索引擎这个商业模式增长期的结束。 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社会关系可以提供更精准的数据,从而大大提高广告匹配程度,进而提高命中率,带来更多的收入。可见搜索引擎和社会化早已密不可分。

 

Google对社会化的尝试很早就开始了,按照时间顺序来回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过程。

 

 

  • 2008.11 SearchWiki 通过这个功能,用户可以对搜索结果进行重新排序,这个功能只影响登录过的帐号,并不算完全的社会化搜索,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 2009.10 Google Social Search 这次是真正的社会化搜索,搜索结果中整合了 twitter 和 FriendFeed的好友关系,后来加上了Google Reader的好友Share结果。如果你跟我一样是twitter和Reader的重度用户,在这个时段会觉得搜索无比好用,我搜索的结果往往是朋友分 享过的内容,甚至我在寻找一些技术问题的时候,会在搜索之后去找到分享过我需要内容的朋友直接发邮件讨论。
  • 2011.3 Google +1 从技术上,这是一个伟大的产品,你的好友在搜索结果里面点击了+1按钮,将来你搜索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会让每个人的搜索结果都受到好友关系的影响,从而完 全不同又更加精准,这个功能需要有巨大的数据量和计算量支持,而且几乎实时,在技术上这是令人惊叹的成就(后来我们知道了,那时候Google已经部署了 Spanner了,我猜想正是有了Spanner,Google才有能力支撑这个产品。将来我们有机会单独谈Spanner这个伟大的系统)。可惜在产品 上,这不是个好主意。Google的原则之一是”让用户尽快离开Google”,也就是说,用户获得搜索结果之后,就离开Google,转向了目标网站, 这是Google价值观的体现,也是其成功的要素之一。但这个原则和+1这个产品发生了冲突,没有多少人会在点击搜索结果离开Google之后再回来点一 次+1,这个产品的应用场景出了问题。
  • 2011.6 Google Plus这个Facebook的克隆终于上线了。 虽然Google自己号称Google Plus有各种各样的独创设计,但无一能改变它就是一个Facebook的克隆这个本质。
  • 2011.11 Google Reader被去掉了分享按钮,换成了分享到Google Plus

 

 

按照时间线回顾这段历史,你会看到,最大的转折点是2010~2011年,随着Larry Page重新担任CEO,从微软来的Vic Gundotra被提升为负责社交产品的SVP,Google整个变得不对劲了。所谓不对劲,就是从创新走向了山寨,而且失去了应有的品味。做为开发过搜 索引擎的人,我非常能理解社会化对搜索引擎的重要意义,但竞争不应该是通过Google Plus这样的山寨产品进行的。

 

到目前为止,社会化搜索方面,最像样的变化确实发生在Facebook,而不是Google。Facebook的Graph Search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创新产品。只不过在基础技术方面,Facebook比Google还有很大差距,前面提到过Google Spanner,我想Facebook目前还没有同级别的基础设施,所以Graph Search仍然还在测试状态,速度慢,还没办法让所有用户都用到。

 

二 Google Reader的金矿

 

前面说到,2011年之前的Social化测试中,Google Reader的分享和好友关系都提供了重要的数据。Google Reader确实始终没能成为一个大众产品,但因为其用户偏向专业和严肃,所以其数据质量相当高。这些数据是一个巨大的金矿。

RSS这个概念过于复杂,难以被普通人理解,不过RSS也不应该直接面对普通用户,它是一个基础协议,应该被包装成合适的产品使用。在我看来,Follow这个动作就是对RSS最好的包装之一,而早期Facebook的Feed同样可以看作是对RSS订阅的包装。

 

本来Google reader加入了好友和分享之后,已经在往正确的方向行进,并且已经有了坚定的数据基础,但Google Plus毁了这一切。随着Google Reader的分享被去掉,Google Reader的整个社区立刻消亡,人们并没有像Google预料的那样进入Google Plus,而是直接选择了放弃。

 

到现在来指责Google Reader用户滑坡是不公平的,一个被去掉了最重要的功能,禁止再做社会化尝试,并且还不断的被抽调走人手的产品,能维持至今已经是奇迹了。如果没有 Google Plus的影响,让Google Reader顺利发展到今天,或许会成为和Facebook完全不同的一种社交系统,从而再次改变人类的知识结构。如果是2003年,那个刚刚推出 Gmail的Google,他们一定会这样做,遗憾的是2011的Google不会再这样做了。换句话说,Google引以为豪的文化已经改变了,这个结 论可以从一系列事件看出来,我会在第三部分说到。

 

虽然没有了社会化功能,但RSS本身的良好设计和Google Reader过硬的产品质量,仍然没有令其丧失生命力,BuzzFeed说,到目前为止,Google Reader驱动的流量仍然远远大于Google Plus,原文中有两幅对比图,非常令人震撼。 著名的独立blogger, JOHN GRUBER证实了在他的blog上,这个数据是正确的

 

没有了好友和分享功能的Google Reader距离普通人更远了,但却在无意间成为了一种半专业工具。其用户中大量是媒体记者,编辑,Blogger等等传媒相关职业以及一些研究人员。我看过西乔如何创建Designlol的内容,也看过谷奥创始人gokeeper如何为谷奥挑选新闻,他们都是用极快的速度扫过数百个订阅源的标题,从中筛选出可能有意义的内容,然后展开仔细阅读,最终决定是否应该采用,最终形成读者看到的网站。

 

不知道当年抄袭谷奥的新浪科技郑 峻是不是也这样工作 ,我想应该不是,新浪这类大型媒体有自己的内容管理方式。这就是我说的”半专业工具”的意思,Google Reader为大量基于Blogger的小型媒体提供了信息获取和内容管理工具,帮助他们用极低的成本完成工作,而大型媒体往往有自己的媒体工具,反而不 需要这种工具。但正是这些半专业的个人媒体,逐渐变成我们每天阅读的主要内容,可以回想一下自己阅读习惯的变迁,是不是已经从阅读门户新闻,逐渐变成了阅 读中小型个人媒体。这是blog,WordPress,RSS和Google Redaer的共同贡献。所以就算是你没亲自使用Google Reader,间接的,它也在帮助你获取信息。

 

Blogger们和研究人员对Google Reader的用法是这样的:他们订阅大量相关的内容源,平时并不会全部读完,但是在需要知道某些事情时,会到Google Reader中搜索,我就是这样写的这篇Blog,这里面列出的数据和链接,多半是通过这种搜索的方式获得。换言之,对于这类用户,Google Reader不仅是新闻源,还是资料库。

 

这种使用方法就直接把Google Reader变成了个性化搜索引擎,为什么不直接用Google搜索?因为内容太多了,多数内容我只要从平时自己积累下来,订阅过的信息源中搜索就足够 了,快而且准确。如果Google Reader的分享功能没被去掉而是继续加强,并且引导用户这样使用,我应该还可以搜索朋友的分享和朋友的订阅,那样的话社会化搜索早就成型了。可 是,Google的短视错过了这个机会,在决定了关闭Google Reader之后,整个社区和用户群分崩离析,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除此之外,Google Reader缓存了大量历史数据,一些blog网站已经不在了,但只要输入RSS源,在Google Reader仍然能看到。这次关闭之后,这些数据很有可能永远消失掉了。三年前年我曾经写过,在Google的帮助下,大部分信息将得以永存,没想到仅仅是三年之后,我们就面临着如此巨大的损失。

 

2006年,人们认为RSS和Blog圈子的兴起会导致媒体和信息获取方式发生本质的改变,大量资本投入这个领域,出现了无数家创业公司。但不幸的是 Google Reader做的太好了,直接导致了这些创业公司们的死亡。到今天Google自己放弃了Reader,这必将造成大量的空缺,暂时没法弥补。虽然未来会 有新的公司再重新开始,但那要是很久之后的事了。夸张一点说,Google这个愚蠢的决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会造成人类信息获取的空缺,这种空缺不仅仅对于 直接用Google Reader那些人,还要包括阅读谷奥之类个人媒体的读者,他们是间接的Google Reader使用者。多么讽刺,这是一件和Google愿景完全相悖的事情。

 

三 曾经Google精神的远去

 

几年前,Google是创新者,它创新,开放,但今天,Google越来越习惯严防死守可能的竞争对手,它不再那么开放,它开始模仿潜在竞争对手,用和对方完全一致的方式竞争,然后用自己的巨大体量去试图压死对方,正像曾经的微软做过那样。

有几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事件:

 

 

  • Google和餐饮点评网站Yelp的纠纷。曾经Google和Yelp是合作伙伴,但当Google收购Yelp未果之后,合作停止,Google开始 用爬虫抓Yelp的数据,并且不给来源的显示在Google Maps上。被抗议之后,Google干脆自己做了Google Places来和Yelp竞争。
  • Google担心移动互联网和App会影响搜索流量,于是收购了Android,并且把Androd弄的越来越像iOS,以此来和Apple竞争。最早发 布的Android手机非常像当时的Nokia,但现在已经和iPhone非常像了,并且,Google毫不在乎和三星这种无良企业合作对抗Apple。 (关于为什么说三星是无良企业,以后我专门写,不仅仅是抄袭Apple这一点事)
  • Google担心社会化搜索会影响流量,所以放弃了自己在社会化搜索方向的任何努力,完全照着Facebook做了Google Plus。
  • Google担心电商网站,比如Amazon,会成为新的流量入口,所以做了Google Shopping,甚至还提供了Google Shopping Express物流服务。

 

这些事情都太无聊了。Google分裂成了两个,一个是Larry Page领导的无聊没品Google,持之以恒的用和竞争对手一样的方式竞争,正如曾经微软干过的,当然,他们提供的一切都比竞争对手便宜 点,Android比iPhone便宜,Google Shopping Express比Amazon Prime便宜。另一个是Segrey Brin的Google X,更像几年前的Google,可惜做出来的产品宣传意义远大于实践,对于不太关心科技(科技不是IT和互联网这一点点范围)进步的人可能会觉得很创新 吧。

 

在Larry Page这边,你会看到曾经Google精神的远去。Google不再希望你找到需要的信息立刻离开Google,而是希望你一切都在Google完成, 最好一切都在Google Plus完成。Google不再是Don’t be evil,而是be evil。Google不再帮助创业者,而是利用自己的规模优势压制创业公司。Google Places和Android虽然是在照猫画虎,至少还是为用户提供了一些实际好处。Google Plus大概是Google第一个完全为竞争对手而不是用户开发的产品,它对用户几乎没有好处,坏处倒是不少。我想这样的产品未来还会再有,这绝对不是最 后一个。

 

Google不再开放,你在Google Maps只能看到Google Places的结果,不再能看到Yelp的,但相反,人们一直认为封闭的Apple反而越来越开放,Apple Maps搜索结果和Yelp提供的数据,Siri也会使用Yelp的结果,Apple因为自己在互联网服务上的弱势,反而为其他企业提供了更多机会。开放 和封闭始终是相对的,在自己的强的部分没有人会开放,在自己弱的部分则必须要开放。Google不会开放自己搜索的算法和逻辑,也不会允许第三方有机会染 指搜索结果页面,Apple不会开放授权自己的硬件和操作系统。但Google会开放硬件和操作系统,Apple会开放互联网服务。

 

开放的变封闭,封闭的变开放,整个商业史上一直重复着这样的变化。事情的有趣有正在于此。做为观察者,我们不应该用贴标签的方式来分析企业,比如把开放贴 给Google,把封闭贴给Apple。有人会说,几年前你称赞Google,今天你批评Google。我认为这才是一个独立Blogger应该做的事, 事情变化之剧烈往往超过人们的想象,三年前的Google值得称赞,不幸的是三年之后这家公司变得令人失望。如果仅仅因为当时称赞了Google,今天不 去批评,那才是荒唐。从Google Reader这事上看来,一个企业变化甚至可以在一年内完成。这是令人沮丧又令人充满希望的事实。

 

无数的变化正在时刻发生,但至少我们知道,用和竞争对手一样的方式杀不死对方。无论Google怎么努力,Google Plus不可能杀死Facebook,Android不可能杀死Apple,Google Shopping不可能杀死Amazon,甚至Google Places也不可能杀死Yelp。真正会杀死Google的公司,未来一定会存在,虽然暂时我们还不知道它在哪。想想微软多年来对办公软件和操作系统的 严防死守,却没料到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浪潮几乎彻底颠覆了整个PC产业。

 

Google在年龄上比Amazon和Apple年轻的多,今年,人们开始说Apple缺乏创新,而Amazon继续以花掉自己能赚来的每一分钱的方式来探索极限。令我意外的是,最年轻的Google反而悄然无声的老了,比微软还要老。

悼Google Reader

Google Reader要関了……

想當年,我一直用的是GreatNews,一個本地的RSS聚合軟件。

後來,在Johnny的力薦之下,嘗試使用了一下Google Reader。結果一不小心就用到了現在。估計,在我的瀏覽Web所花的時間裏面,超過50%花在Google Reader或者從Google Reader裏點開的頁面裏面。

當初爲了Google+,Google把Reader裏面的社交功能給去掉了。現在,連Google Reader也要関掉了。Google還是我知道的那個Google麽?還是我已經跟不上時代了?SNS所代表的短平快已經取代了深度閲讀?其實,一篇文章也算不上深度閲讀,但縂比140個字要強。

今天把我在Google Reader裏面的數據給備份下來了。

我還能找到替代品麽?

VPS的IP又被墻了

今天上午忽然發現VPS上不去了。在QQ上問了問蛇蛇,發現在HK能正常訪問。

現象和今年1月的時候十分相像,是一種比較新的墻的方式:trace的時候,會顯示一直能trace到倒數第二跳都正常,讓人感覺問題是出在對方,而不是被墻。不過如果通過別的方式登陸上VPS,trace回來,就會發現,trace到中國之後,就斷了——這是今年才出現的新方式:不攔截國内發往目標IP的數據包,攔截目標IP發往國内的數據包。詳細分析看這裡

沒有辦法。換IP吧。結果Linode那邊連換了三個IP才正常……這麽墻下去會不會把Linode的IP給用光啊……

春節南航奇遇記

今年春節我坐南航的飛機回家。

8號中午飛回家,17號中午飛回北京。

結果8號一早上,就有人打電話告訴我說我17號回來的航班取消了,可以免費改遷。早一個小時或者晚一個小時。我想了想,反正不着急,就推遲一個小時吧。

買機票的時候我就有點印象,好像是架小飛機。7號晚上我上網選座位的時候一看,果然是個小飛機,只有一個通道,兩邊各3個座位。話説我好像好久沒有坐過小飛機回家了,基本上都是747、767、777、A320這種,經濟艙343佈局的。

到了8號,我跑到機場過了安檢去候機,登機口居然是擺渡車登機口……好吧。居然連登機橋位都沒有安排上……

快到廣州的時候,廣播說“繼續去往金邊的旅客,請……”汗,這小飛機居然還是飛國際航綫的……到了廣州,就把我們去廣州的和去柬埔寨的旅客分開,可是,居然還是擺渡車……

囘北京的飛機我本來也不想挑座位了,後來想想,還是挑一個靠近走道的吧。於是17號登南航網站去選一個座位,結果發現居然有“上層”和“下層”……我搜了一下航班號,居然是A380!我暈,撞大運了啊……不過我印象中聽説A380的經濟艙下飛機要等好久,因爲人太多了,所以我挑了一個最靠前的經濟艙座位。A380果然大,拿到登機牌后才發現,正常飛機一般都是提前半個小時登機,這貨要提前45分鐘登機。

我本來以爲南航的A380北京飛廣州的航綫也就2011年空客剛交付給南航的時候飛一下給大家體驗一下賣賣廣告,然後就飛國際航綫了。沒有想到到現在還在飛。

後來上網搜了才知道,南航想拿A380飛奧運會世博會,結果空客一直放鴿子,拖到11年才把南航的第一架A380交付過來。本來計劃拿A380飛北京巴黎或者北京紐約,但是民航總局不讓,因爲這兩條綫國航也在飛。結果南航現在4架A380,一架飛廣州北京,一架飛北京香港,兩架飛廣州洛杉磯。PS:廣州洛杉磯的航綫還是12年10月才開通的……可憐的南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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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廣州機場拍的,一邊兩個引擎,白雲機場專門為A380搞的新登機橋,一個登機口有3個僑,1個是1層豪華頭等艙,1個給1層經濟艙,1個給2層。我去過的機場不多,之前見過的最多也就兩個登機橋的登機口,一個給頭等艙一個給經濟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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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專門在A380轉用登機口前面把A380艙位佈置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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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在這個艙了,前面一個艙就是豪華頭等艙。經濟艙座位佈局還是普通寬体客機的343佈局。不過從舷窗可以看得出來,機艙内壁和飛機最外壁之間的距離比普通飛機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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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前面都有顯示屏這個我也見過,不過把控制按鈕也做在上面的就沒有見過了。以前要麽是在頭頂,要麽是在扶手。看來南航還是投了不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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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可以取下來拉條綫出來,控制器背面是標準鍵盤以及遊戲手柄。側面還有信用卡刷卡槽。南航這個硬件投入挺大,但是軟件就一般了。沒有啥好玩的遊戲,浪費了這手柄,電影點播和電視點播内容倒是挺多的,常見流行美劇都有,不過基本上比當前播放進度落後一季。電影倒是挺新。12年的片子貌似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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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在北京拍的,對比一下。左邊看起來應該是737級的小飛機,右邊的就是A380。可以看到它的雙層舷窗。

新的一年

2013年來了。世界末日並沒有來。不寫點什麽說不過去。這篇文章墨跡一整天有餘也沒有徹底完成最後還近乎徹底推倒重來,希望不是2013年的寫照。

2012年對我個人來説還是比較重要的一年,無論是生活還是工作。生活上的改變其實2011年就開始了,不過是在2012年結的果。

工作上轉變了兩次,第一次是在年初,是個小的轉變。國慶節后有了個相對比較大的轉變,雖然有些不習慣,但是感覺是個好事,因爲有了挑戰。

2012年裏,我所支持的兩個項目,一個被砍,一個順利上綫,雖然沒有一鳴驚人,不過在網游圈大環境下,取得目前的成績也算是不俗了。

但是總體説來,2012年技術上並沒有太大收穫。自我感覺沒什麽成長,都在自己所熟悉的領域裏面活動,並沒有什麽突破。

2012年的國慶后的工作調整應該可以給我帶來一些突破,因爲接觸到了不少新的東西,這個,應該會在2013年體現出來。感覺上2013年應該也不會像2012年那樣被各種事情煩擾著而被推著走,應該相對來説更有自主性,更能主動學一些東西。

以此自勉。